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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健华应邀围绕“低利率环境下中国金融业的挑战与转型路径”展开研讨。他指出，当前金融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明显的数字能力鸿沟，尤其是国有大行与中小银行科技投入差距悬殊，将加剧未来的经营分化。从国际比较看，低利率并不直接等同于低息差，且不同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。例如，美国量化宽松时期银行业净息差及ROE均高于中国，日本因长期低利率导致ROE更低。在中国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，且长期来看通胀压力较小，可能会限制利率上升的空间，使得低利率呈现趋势性而非阶段性或周期性现象。政策方面，利率调整的目标需集中在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、防止经济收缩以及设定的合理性等。此外，低利率时期也带来了多重机遇，比如助力财政扩张、推动货币政策市场化、优化金融结构等。对于金融机构而言，加速转型至关重要。大型银行可通过提供多元化服务保持盈利能力，而中小银行则需加强自身的数字化能力以应对挑战。值得警惕的是，银行业内部的结构分化正在加剧，大型银行市场份额在过去三年有所回升，并利用技术优势压缩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。未来，部分中小银行可能面临市场重组的风险，需要通过结构优化防范风险，实现韧性发展。
以下为发言纪要：
一、金融业转型发展中的数字能力问题
数字能力是金融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，但不同银行的数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。国有大行一年在数字能力方面的投入可达两百多亿，而中小行投入较低，调研显示最低的仅八百多万，还有一些中小行投入为两三千万。这种两三千万与两百亿的巨大投入差距，未来会在银行经营中体现出来，使银行业面临诸多问题。
二、低利率与低息差的关系
一是低利率不完全等同于低息差。在银行业，低利率并不完全等于低息差，不过利率降到一定程度对息差的影响会很大。美国量化宽松期间，银行业保持了一定息差，且当时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高于我国当前水平（2025年一季度，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约1.43%）。二是不同国家银行业相关指标对比。在低利率时期，美国利率低至零左右时，其银行业整体ROE水平比我国前几年高，除疫情期间有一年低于10%外，其余时间美国全部银行业ROE基本都在10%以上。而日本因长期低利率，银行业的ROE比我国低一些，我国银行业ROE现在已降到10%以内。由此可见，低利率和低息差有高度相关性，但并非完全相等。
三、低利率的趋势判断
低利率需判断其为趋势性还是阶段性。美国曾从中等利率降至零，又快速回升，存在大幅波动。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，中国的利率水平应是趋势性的，未来低利率是趋势而非阶段性或周期性现象，这一判断可结合自然利率预测与经济增长率分析。利率水平主要取决于供需，名义利率与资金供需直接相关，自然利率与未来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。
四、货币政策目标与利率水平
利率水平高低并非货币政策唯一决定目标，货币政策需适应经济增长。我国货币政策有双目标，即控制通胀和经济增长，需保持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，同时还需关注国际收支、维护金融稳定。央行可关注利率水平高低，但更应聚焦货币政策目标。从通胀角度，在我国当前供给高度过剩、产能过剩的经济结构下，除非出现如中东战争引发油价上涨等结构性因素，否则短期通胀难起，长期通胀压力不大，利率也难以走高；从经济增长角度，未来若进入中低增长阶段，利率也难以维持高位。金融机构应认识到中国可能已进入低利率时期。
调控利率的政策目标主要有三方面：一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，尤其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实体经济资源；二是结合政策目标防止经济收缩，当前时期需采取低利率政策；三是明确市场利率相关问题，在低利率时代，需探讨利率水平的合理性，如为保证居民财富不缩水，央行是否可设置银行存款利率下限。
五、低利率时期的机遇与应对
一是央行层面，低利率时期可提供良好货币环境，为财政扩张创造条件，助力经济下行期财政发力。二是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层面，利率作为价格工具，可利用低利率时期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，使价格机制传导更市场化，调整金融结构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，改善长期扭曲的金融结构，缓解银行业占比过高问题。三是金融机构层面，金融机构可调整资产负债结构、服务方式与手段。但需关注中国金融业结构差异，尤其是银行业差异。低利率时期，美国大小银行盈利水平差异很大，我国未来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，包括收益水平、不良率、市场竞争力差异等。特别是，中小银行比大银行更依赖息差收入，伴随着近年来我国国有大行市场份额回升、科技竞争力增强，对中小银行压力增大。此外，对比巴西、阿根廷、印度、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近二十年银行业数据，其银行业数量减少，中小行缩减，大行市场份额上升。我国银行业数量持续增长，未来部分中小银行将面临淘汰与市场重组，在此过程中需关注金融稳定，利用低利率时期进行市场重组，防范风险，优化金融体系。
